天津体彩网-欢迎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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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4 05:11: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病人不见增加,护士就开始流失。最困难的时候,七个护士走了四个,前来应聘的护士发现自己还要给病人抠大便,第二天就走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朋也是那个更接近灯塔的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这些年的损失无法计算。”老宦说,体力上的消耗还可以承受,但精神压力不是他所能控制。他记得一次外出中,他开着车,从南三环一直哭到了南五环,“不知不觉就哭了,很痛苦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你再给它多少水,它也绿不了了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紧闭的大门出现了一道缝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宁接受手术第二天,孟红把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”这句话重复了60次,“不把他叫到跟我碰头我就受不了。”这是她的精神支柱,她认为,即使丈夫大脑中的很多功能都坏掉了,但仍有某个认知系统在运转,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帮他把其他系统唤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他们最终能走到什么程度,医生只能发挥30%-40%的作用,其余只能靠家人护理。”杨艺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植物人家属打了近十年交道,杨艺对植物人家庭所处困境感触颇深,“真的是把陪护者和家庭都拽进去了,他们可能无心工作,也无心生活,如果有50万病人,就对应着50万个家庭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护士长杨燕君发现了孟红的变化,她说,孟红初到医院时似乎总处于一种“惊恐状态”,医护人员呼唤她时,她常会“啊!”的一声,手术结束后,才逐渐放松下来,“这次手术是她的一个希望,让她在夜路中找到了一个灯塔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